什么是一流大学
    我对如何衡量大学的水平、如何兴办一流大学这个问题，早就感兴趣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美国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导师丹尼比尔在英国做了一两年的访问教授，刚刚回到哈佛。他在做访问教授的时候，课题就是回顾和分析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的高等教育制度对英国在国际上竞争能力的上升和下降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对这个题目很向往，我想，如果把他这种思路用到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分折，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很多任务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在念书的同时，从1984年年底开始搜集资料。我的想法是，等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后，就抽出时间结国内写一本小册子。到了1993年，国内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我恢复了这种研究。所以到了2000年年初的时候，我把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00年这段时间能够找到的比较有影响的对大学的评价资料基本上都搜集到了。此外，我所依据的，也是马上要汇报的一些资料和信息，是来自于我在好几个国家，在不同的大学里学习、工作和做研究的亲身观察。你在一个大学里做研究生，你体会到的是这个大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等到你毕业了，在这个大学里教书和工作，你体会到的则是这个大学里的另外一部分。这些部分之间是相关的，但不是一回事，除非你有亲身工作、亲身观察的机会，否则你很难体会到那些大学的体制的细节部位为什么是那样设计的，为什么程序是那样来的，它合理不合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结大家做以下汇报。这个汇报对我们中国来讲，对我们的组织单位之一清华大学来讲，特别有借鉴作用。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有过两段工作经验。大家都知道，在主权回归前后，香港出现了很强烈的要把香港的大学向国际上的一流标准看齐的风潮。根据很多种评介的指标，现在香港之外的多家的评论机构倾向于认为在香港的大学中间，后来居上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对香港科技大学怎样办起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成功经验，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我都有着亲身的体验。所以把各方面的资料综合在一起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我的报告一共分四个部分，再加一个简短的结论。第一部分的标题叫大学的理念。理念的英文是idea，idea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讲的是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就是一种理念，这里面隐含着你想达到的理想状态。这个“大学”是复数，在中文中很难体现出来，英文里就是idea of universities。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重要的、古老的文明中间，都有高等教育的机构。在中国古代，有因子监，有大学；在古埃及，有那些为法老服务的机构。这些古老文明所具有的高等教育，或者说文化中心，它们对文明本身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是它们都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学的直接来源。对于今天我们所探讨的，我们所生活于其中、工作于其中的大学来说，它的直接源头来自中世纪的欧洲。公元ll00年左右，首先在意大利的中部，有了近代大学的起源，然后迅速地传播到了法国和英国，所以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很快就兴办起来了。然后这种大学的模式和规范又向德国，向俄罗斯，以后向美国传播开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工业革命初期，那个时候关于大学的理念，最强有力的主张是，大学应该是一个教育的机构，是一个教化的机构，它的使命是要为社会培养出绅士，培养有教养的、有趣味的、值得本国，或者说本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的绅士。1852年，有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学者，叫JohnH．Cardinal Newman，写过一本书，概括了这个时候对大学理念的认识和讨论。这是第一阶段。
    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二阶段，是在工业革命已经充分展开的时期。那个时候，以德国为基地，以著名的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他们强烈主张，大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机构，大学更应该是一个研究的中心，换句话说，这种理念和第一种理念的区别，不在于大学的理念是不是应该教育人，而在于大学应该不应该同时成为知识创造的源泉。因为在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的理念中，大学是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的机构。而在这个理念的第二阶段，大学就应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这是个很重大的区别。
    到了20世纪初期，当美国成为工业化强大的国家时，在美国出现了对于大学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机构的第三种见解，或者说大学理念演变的第三个阶段。第三种见解认为，大学还应该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机构。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在提服务的时候，它特别强调的，是要给社会提供工业发展、农业生产、商业服务以及那些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像医学、公共卫生这一类的服务。在这样的争论中，也有一种强有力的反对意见。有位学者叫A.Flexner，1930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反对把大学作为服务机构，反对强化大学的服务功能。他说，服务的功能应该由那些低等的教育机构去完成，大学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反对哈佛大学开办商学院。哈佛大学应该是培养一流研究人才、培养精神领袖的，怎么能够设立工商管理学院呢，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分。他的挑战没有被接受。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世界上著名的大学都开办了工商管理学院。但他的挑战却使得对大学的服务应该以什么作为基础，应该以什么作为标准的关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大学要提供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和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服务处在同一个水平上，而应该以在知识创新、在研究方面的成果来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办工商管理学院，培养经济人才，他们在工商管理学院学到的东西，应该是过去和现在工商行业里那些最优秀的经营方式、经营体制、经营观念，是在做研究的基础上学习它们，而不是训练那些很普通的、一般水平的经济从业人员。
    所以，看一看过去关于大学理念演进的三个阶段，你会看出，今天在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任何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素质好的大学，都把这三个功能集于一身，虽然它们的完整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从结构组织上来说，拿任何一个比较好的大学来看，你都可以看到它有三个部分，它的最老的部分，同时也是它的最核心的部分，被称为是liberalarts college，大陆翻译成文理学院，海外华人翻译为博雅学院。任何一所有规模的大学，其核心部分都是这个。它要培养的是本科生，要博，各方面的知识基础都要有一点；同时，要雅，要有所教化。这是对应于大学理念的第一个阶段。
    它的第二部分就是它的研究生院。研究生院集中了那些对基础学科进行开创性研究的人才，教授、博土生和硕士生。在美国的体制下，研究生院主要是包括文理基础学科的研究生院，不包括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其他部分。这个观念正是对应于大学理念第二阶段的，就是大学应该是研究机构的这样一种价值标准。
    第三部分被称为专业学院，指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工程学院、建筑学院、行政学院，还有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这些学院在北美的教育中，不称为研究生院，它实际上是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学院把自己和研究生院区分开来，因为研究生院是研究基本学科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而这些专业学院研究的是某—个行业，在这个领域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因为在现代复杂的社会里面，这些行业里面的从业者，特别是中等和高等的从业者，如果不进行系统的训练，是不足以担当他们的责任的。在美国，如果你仅仅是个本科生，拿了个医学的学士学位，一股来讲你是没有资格独立行医的。因为现在的医学是如此的复杂，你至少要在医学院再学习好几年才有独立行医的资格。这表明，现代社会对行业要求的标准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大学三个阶段理念的发展是性质方面的演进，我们再看一看大学在量的方面的扩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大学的扩张成为一种世界规模的现象，而这种扩张，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在早先，20世纪上半叶，在二战以前，不要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在大部分的工业化国家，如欧洲国家，上大学还被认为是少数人的特权。但是二战以后，让尽可能多的青年到大学里至少接受本科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必须条件了。换句话说，以前被认为是精英才可以享受的东西，已经变大众化了。在1950年左右，全世界正规的、四年制以上的大学只有3500所左右，在校的学生大约有660万人。到2000年，全世界四年制以上的大学已经到了3万所左右，在校学生达到了8000万左右。这个趋势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大学有了这样的快速扩张以后，就为大学的分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知道，就像公司一样，如果这个国家，只有一两家公司，你很难分出彼此，当这个行业有了很多公司的时候，竞争就出现了，分层就出现了，分工就出现了。专业化是以一定的量为前提的。所以当全世界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学的角色也开始分化了。换句话说，全世界3万多所高等院校里面。能够具备把三种大学理念集于一身的大学是少数，这少数的大学就被称为研究型大学，它是以研究作为自己最突出的特点和出发点的。下面，我就讨论第二个话题：什么是研究型大学的标准。
    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不同的评价机构里，在细节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里，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都是英语国家，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但是他们的评价标准，比如说，2000年在Times发表关于英国好大学的评价标准，和美国的标准也不完全一致。如果我们把时间这个参量考虑进去，就会发现从1960年以来，对大学进行评价的，标准也有了很多的变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把评价研究型大学的标准从技术上归纳为九类，这九个标准之间既有差异，也有交叉。由于时间关系，我把九个标准都提到，我只把其中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几个标准作比较多的介绍。
    九项标准中的第一项是最重要的标准，至少是且重要的标准之一，这就是大学教员的素质。教员的英文是faculty，它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在这个大学里面任教的所有人员，从最年轻的到最资深的，但不包括行政人员，不包括大学里的服务人员，比如大学图书馆的人员，那属于Staff。标准中有的是非常硬的，有的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是可以把握的。那些硬的标准，比如说，现在在发达国家里面，你要进入研究型大学任教，即使你是资历最浅的教员，也要具备博士学位。像这样的标准，在二三十年以前，还不是很普通的，但现在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知识的积累太复杂了，你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别人会认为你的家质很难把握，而且会引起一些争议，牵扯到开后门、特殊照顾什么的。我还记得，在我刚进哈佛念书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有位非常有名的教英国文学的教授，这个人没得过博士学位。有一次去应聘，一进门，人家问他是什么学历，他说，我的最高学历是大学学士，人家说那不行，你应该读一个博土。他就讲，我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大学的博士水平。那是在20世纪中叶，所以他被破格录用为大学的教授，但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基本上很难发现了，就是因为当有足够多的人来申请非常有限的位子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运行的标准，否则拿不出运行的统一意见来。
    确保教员的素质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下面两点。第一点体现在录取教员的程序上，程序是非常复杂的。我参加过search committee即寻找或招骋委员会，现在还在这样的委员会里。换句话说，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不是守株待免，是寻找，要在给定的条件下寻找最合适的入。第一步，学校必须在两家以上、公开发行的英文报刊上登广告。公开的标准是至少两家，当然越多越好，上网更好。第二，必须在招聘广告上讲明标准和申请的截止期。第三，招聘委员会必须是独立的。所谓独立的，就是说这个委员会不应该由系主任，或者院长和校长组成，而是由本校、本系的资深教授担任，而且行政人员不得入选。
    收到了应聘申请书以后，就开始筛选，一层一层筛选。可能只有一个位子，却收到了300份申请书。经过了第一轮筛选，从300份中选出50份比较好的，这50份叫做longshortlist，一个比较长的候选人名单，然后再进一步仔细看这50个人的研究成果、教学成果，得到的学术奖励等等，可能再从中选20个，支付他们的往返飞机票钱，请他们到学校里来，做公开的学术演讲，换句话讲，就是要在做媳妇以前先见公婆。最后决赛出来可能是3个人左右的成功名单， 然后把这3个人的长短处做一个综合的比较，在search committee里进行无记名投票，把所有的意见都签署以后。递交给系主任过目，系主任再附上自己的意见。然后把search committee的意见和系主任的意见统一递交到学院一级，再由学院的search committee过目。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违规操作，还有哪些信息需要补充。然后再由院级search committee附上他们的意见，院长也提供一份独立的意见，再进到大学一级。大学有自己独立的search committee，他们再从头看一通。在最后决定以前，还有一道非常核心的手续，叫做external review即外部评价，因为到现在为止都是本校的学术领导人在评，可能有偏差，也可能舞弊。因此必须有外部评价人，这外部评价人取决于你所招的人的地位。如果你是招刚刚毕业的博士，也就是说最低挡的这些人的话，也许外部的评价有5位以上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要招副教授以上的职位，至少需7名，而且这7名绝对不能是本校的，最好是来自多个国家的。应骋者把自己的所有材料送出去，自己不知道送给了谁，但是对方知道你是谁，换句话说，你等于是站在x光前被人家通体检查。这7个或者5个人的外部评价意见来了以后，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是独立的，他们跟你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后才能把这一层一层的内部外部的评价标准送到大学一级。这是程序，在这个程序当中的任何一道，如有严重的不规范行为，事情就会非常麻烦，还可能牵扯到法律纠纷。在这个程序过程中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要看你的教学成绩，要看你在大学里的、在委员会里的服务成绩。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你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国际上，在大家比较公认的那些学术刊物上。这是量的衡量。此外，还要看一看，你如果有了专著，还要提供几份独立的书评。只有这样，才能把不规范的行为，把判断上的误差尽可能地降低。
    在九项标准中，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因为在西方研究型大学里，他们什么东西都可能失去，但如果失去了一流的教授就完了。
    第二项标准是在研究型大学里看学生的素质。要看考试成绩，但同时，也要看你潜在的能力，是不是具有未来发展的前景，再看看你的动手能力，钢琴啊，体育啊，再看看你社区的服务，看你有没有对社会的关怀，对残疾人、老年人， 对环保等的关心，体现你能力的东西越多，越有利于你进最好的大学，即便你考试成绩不是最好。
    第三项标准，是要看提供课程的广度和深度。课程的广度和深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学不是专科学院，它必须能够在广阔的领域里为学生提供学习余地。用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课程表上的开场白最能体现这种精神。这个开场白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可以把自己称为大学，除非它们能够为学生选修任何一门他感兴越的知识领域提供充分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国内的许多大学，看名字就知道那不算真正的“大学”。当然，这是历史留下的东西。你看，我们有林业大学，而林业在国外连农学院的一个系都不是；邮电，在国外连工学院的一个系都算不上；还有像公路交通大学，研究交通只是工学院的一个系，而且研究交通，你还不研究天上的交通，不研究水上的交通，不研究管道交通，你只研究公路交通，大既是相当于工学院里面的一个系的一门课。假如大学的名字代表了大学的话，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个。也许你会争辩，说我们以前是那样，但现在增加了很多很多，这只能说明这些大学名不副实。大学科目的广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当然你可以说，广度和深度很容易呀，我们多雇一些教员，教员越多，课程就越多。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这只是一个方面。一个大学能不能提供非常广和深的课程，主要取决于大学教员研究做得怎样。因为100个教员提供了120门课程，但阅读的资料、内容、时间上只有三四门课的东西，那不行。在国外，要经常把课程表送到外面去评价。如果你在课程表上竟然没有在过去10年中研究、发表比别人发表的更重要的东西，那就完了，一下于就露馅了。就是说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学校里教员水平的研究。
    第四项标准，是要看通过公开竞争所获得的研究基金。这不仅决定了学校的财源，更重要地是体现了一个学校的教员在各个学科的探索方面达到了什么位置。因为这些研究基金是通过公开的竞争，全国性的，甚至是超过国界的竞争得到的。一个大学里这样的基金越多，说明你这个学校里的教员对世界领先的研究领域是有贡献的。持别重要的是，你们这个学校的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在没有毕业以前，就已经跟着那些各个学科里最前沿的人在一起做研究了；学生也就不会说，我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到了社会上没用。所以研究基金非常重要。
    第五项标准，要看你的师生比例。因为，你说你这个大学非常有名气，当然想多赚钱，多一点收入。我有500个教师，要招5万甚至15万学生，那不行，一个教师所要指导的学生越多，那么每个学生得到的指导就越少，所以要看它的师生比例。在最古老的学校，比如牛津、剑桥，以前是用tutor来教学生的，一个有名的教授带两三个学生，象这样成本可能太高了。还有一些大学想把成本降到最低，一个老师要带几千个学生，那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在一个不断的动态之中进行比较。有时候，这个师生比例又是以这门课程有多少人来上为标准。学生对于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越高，班又小，那么你得到的分就越高。因为小班课上教授对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让他发富，让他介入。
    第六项标准很容易理解，就是硬件设备的量和值，比如图书馆、建筑面积、电脑1体育设施等等。
    第七项讲的是财源，学校的财源如何。因为在西方，大学的财源有来自政府的，但更多的来源是多元的，象来自民间的捐款，来自本校以前的基金会，来自校友的捐款等等。在财源方面我特别要讲的是，在西方那些非常好的大学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私立大学，因此它们的来源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捐款，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没有钱很难办好，但是你能不能什么样的捐款都要呢，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所以我这里特别要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对我的教育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中东研究所主任被学校通报解职，因为他接受了一笔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几百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为什么要解他的职?因为中东历来是一个敏感的地方，而美国在这个地方有很深的介入。哈佛大学虽然在美国，但它不希望被任何人认为他是在为美国政府说话，是被美国政府雇佣的。也不想被说成是被中东哪个国家所操纵的。哈佛大学要想让其研究成果为尽可能多的人承认的话，就要尽可能地保持公正的、无偏的，所以你接受了人家几百万美元以后，很可能从此以后你关于中东方面的研究会被认为是人家用钱买来的。这很难听。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如果你哈佛大学接受了中东打仗中的一方的几百万美元的捐款，其敌对方就可能会很恼火；哈佛大学还有很多老师和学生在中东一些国家做研究，如果它要报复，教师和学生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为了区区几百万美元，学校能经受住在名声上、在安全上这么大的损失吗？所以，哈佛校长说，学校在几百年前就有校规，在接受任何一笔捐款以前，必须向校方汇报，然后才能进入到和对方谈判的过程，需要请各方面的人来鉴定一下，这笔捐款会不会带来明显的，或者潜在的附加条件，会不会影响到学校独立的声誉，会不会影响到学校在社会中具有的声望。他说，几百万美元对哈佛来说是小钱一笔，以前中东石油国家为了影响美国对中东的政策，背地里向美国提供的捐款，一亿美元、几亿美元的都有，我们都拒绝了，因为这个后果是太严重了。所以，经过这场辩论，我们这些外国学生深深体会到了大学的声誉是怎样维持的，大学的独立是怎样维持的，大学的威望是怎样维持的。
    第八项要看历届毕业生的就业和成就。一个大学，你再有名，但如果培养不出优秀的学生，那说明你还是失败的。一个大学只有江山代有人才出，你才能对这个大学在社会上的声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才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对历届毕业生的评介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是看多少人进了政府部门，多少人当了大公司的主管，更重要地是看毕业生里有没有人，或者说有多少人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起过领先的作用。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研究型大学就应该是知识的创新，你不创造新的观念是不行的。所以这很重要。
    第九项和第一项一样重要。是学校的学术声望。学校的学术声望至少用两个方面来衡量。一个方面，它要请其他大学的系主任和资深的教授，用同行来评价。请别的学校的院长来评价你这个院办得怎么样，请别的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评价你这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另外一方面，要请雇佣人的部门机构来评你怎么样。比如要请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著名的大公司、著名的大医院来评你的医学院、法学院、行政管理学院毕业生的素质怎么样，跟别的名牌大学相比怎么样，你的能力、后续力、团队精神、创造力、学术品德等等。把这两个方面放到一起，才能看到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声望。
    这九个标准听起来很复杂，有些还没有进一步展开。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什么呢？这九项里几乎没有一项是一家可以说了算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家可以垄断这种评价。这是它的基本精神。它要尽可能地采取多面的、独立的方式来评价。否则这个评价就失去了意义。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有很多这样的评价机构，有些评价机构在20世纪60年代还很有名，其发表的评价报告包括全世界最著名的100所大学，最好的，或最高的得分是5分，然后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比如巴黎大学是4．94，耶鲁大学是4．92。发表了几次以后，就会有人问，这两个之间相差0．02，你怎么算出来的。那你就要把你评价的标准公开出来，让各行各业的专家看看你的标准合理不合理，然后还要看看你搜集的数据合理不合理。你如果标准合理，但是里面的数据不合理，那也可能造成很大的误差。换句话说，评价标准和评价机构本身也在不断地被评价之中，最后你评价出的东西才能被人们承认。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拒绝被评价，即便你是评价他人的。这才是最真正的要害之所在。
    我再讲报告的第三部分：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第一部分讲的是理念，第二部分讲的是标准，第三部分讲的是精神气质，不大容易被看得到的东西。大学，大家都知道，英文是university，这个字的字根是univers，意思是无所不包、普通。这个字根引申出了好几个字，大学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universe，“宇宙”。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学的含义本身应该是，最尽可能的广泛，最尽可能的普通。从某种意义上说，“宇宙”和“大学”是两个字，源于同一个字根是不错的。往上看，没有什么东西比宇宙更浩船无垠了。低头看地面，没有什么比大学更能包容一切：知识和观念，技术和科学，人才、奇才和异才了。讲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另外一个字，和大学的字是一个字根、一个意思的，就是universallistic，它的意思是“普通主义的”。大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普通主义的机构。你看当年，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在欧洲兴起的大学，教授和学生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的，教授的内容也不限于一个国家。你再看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间的关系，更能体现这种普通主义的精神。剑桥大学是怎么来的？是一帮牛津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当时不满于牛津大学的一些做法，就走了，到剑桥办大学跟你竞争。哈佛大学是怎么来的，是剑桥的一帮教授学生不满于剑桥，不满于欧洲、英国，不满于旧大陆，到美国去，然后在美国登陆的地方哈佛开办一个大学和旧大陆竞争。耶鲁大学怎么来的？是一帮哈佛大学的人不满于哈佛，开办一个耶鲁跟你竞争。斯坦福大学怎么来的？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斯坦福家族想用一亿多美元的捐款要求哈佛大学给冠个名字，把斯坦福至少挂在哈佛的名字后。哈佛说，我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谁能让我改名？斯坦福说，你不要我这个钱，我到西海岸去办一所西部的哈佛跟你竞争，于是有了斯坦福大学。所以，大学的普遍主义精神正体现在这个普天之下部是我的领地，世界的人才都是我的人才的精神气质之中，才有一所又一所不同的，但都是群星灿烂的一流大学的涌现。如果当年牛津能禁止自己的人走，就没有剑桥了；剑桥如果禁止人走，就不会有哈佛了，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好大学互相竞争，又互补。这种普通主义在我看起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员的来源必须是普遍的，它不能仅仅来自于本校，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地，不能仅仅来自于本国。因为知识无疆界，越是近亲繁殖的大学，衰败得越快，而且，重新恢复它的生命力代价也越高。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普通精神的第二点，它的学生的来源必须尽可能的广泛和多样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来删选学生。现在世界上一流大学的学生都是来自好多个国家的。所谓高手云集就是这么来的。一流大学普遍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它里面进行的研究和教学的内容必须是普遍主义的，是世界主义的。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很多地方资源还不够，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的问题?我现在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我地面的问题都还没弄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天上的问题？我们这个村、这个省的演化还没搞清楚，为什么要研究宇宙的演化?是不是浪费钱？我们在西方念书的时候也经常听到那些国家有人在讨论和辩论，说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的问题，象黑人问题、种族问题、收入问题、单亲妈妈问题、艾滋病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研究得很好，钱都不够，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东亚、中东的，研究古希腊，为什么要研究古埃及，甚至还研究其他一些很小的很古老的国家，如中国的墓碑，做什么呀？钱不是白白浪费了吗？世界一流大学说，我们的标准不是能不能马上用，也不是你认为有没有用，而是在世界上有哪些领域是非常有趣的。有人愿意去探讨那个奥妙，我们都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你怎么知道今天探讨的这些领域，以后没有其他的含义呢?所以，教员的来源，学生的来源，社科的研究力量，都应该是普遍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这才体现了大学的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点，在当代，在信息时代，在全球化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这个时代，在人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财政资源、智慧资源这些方面，都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如果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就必须在世界的规模上、在世界的尺度上统一竞争；否则，象在高速公路上，你很快就从快车道退到慢车道，然后从慢车道下去，下去以后想再上来就难了。因此，一个大学在全球化时代里，产业的竞争、公司的竞争、雇员的竞争、政府效率的竞争，一个国家制度体制包括司法的竞争，都越来越变成是跨国的竞争，和一种跨国的现象。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第一流的大学提供这些方面源源不断的知识和信息来源的话，这样的一个国家就只能在世界分工上处于下等或者中下等位置，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最后做一个简短的结论。我的结论的题目是：大学的兴衰和大国的兴衰密切相关。回顾过去的l000年，从公元1000年到现在，你可以看出，哪里有了第一流的大学兴起，不用多长时间，这个大学所坐落的国家就会变成世界上的一流国家。公元1100年左右，在意大利半岛上有了近代最早的大学兴起，很快意大利成了文艺复兴的基地。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兴起于意大利半岛。到了13、14世纪，大学在英国兴办起来，有了牛津和剑桥以后。英国很快有了工业革命，有了代议制。到了19世纪，当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在德国兴起的时候，德国很快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全世界最高的经济增长率。当欧洲老大学的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办起了哈佛、耶鲁、麻省等几所大学以后，美国又成为整个工业化国家最大的经济中心。所以，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当过美国总统，拒绝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自己的美国总统的头衔。他在墓碑上刻上了一个头衔：弗吉尼亚大学的倡议者。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不仅仅是西方现象，它是个世界现象。我们看看我们的周边，在亚洲，最著名的东京大学是怎么兴办的？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中国的现代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是怎么起来的？是维新变法的产物。北大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是想从正面回答西方挑战的一个标记。蔡元培先生就是从德国回来的，他是洪堡忠实的信徒。他既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任的院长。他带回中国的就是那个“一流大学必须是研究型的大学”的理念。所以，我的体会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必须有相当数量的比较好的大学，因为各行各业都需要相当好的大学训练人才；一个伟大的大国必须有伟大的大学，因为你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起领先作用。领先的大学靠什么？必须有两个力量，一个是硬的实力，一个是软的实力。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力量才是最好的力量？软的力量，像知识、观念、心态、态度、信息；硬的实力，像技术等创造有形财富的工艺过程，主要要从伟大的大学里产生，因为伟大的大学对知识创新的边界几乎是无限的。英语中有个概念sustainable creative and academic innovation，就是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可持续的学术创新，也就是说，一次创造并不是太难，难的是持续的，因为每一次的创新，每一次的发明，都可能成为保守的来源，难的是从来不被自己过去的创新所束缚，始终面向未来。彼德把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称之为“破坏性的创造”，大学正是为这种破坏性的创造提供源头的地方。破坏是指对已经过时的、没有用的、低效的、造成浪费的东西的破坏。要想前进，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越来越多的人们享受到它的成果，都有赖于可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校长金耀基先生，一生献身于大学的高等教育，他本人的中文基础很好，又曾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对大学有很多切身的体验。我很欣赏他的一句评论，他说，21世纪要想是中国人的世纪，那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必须有好多所一流大学，否则那仅仅是一个梦。他的话我非常赞同。要看2l世纪究竞是谁的天下、谁的世纪，不要看别的，就看看那个国家的大学。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点。
    (本文根据丁学良教授在国家图书馆的报告录音整理而成。感谢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李强教授提供了报告录音稿。丁学良教授是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多年来在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从事现代化的研究及教学，现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 中国校友会(www.cua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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